田纪云副总理：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中国当代报道网》
　

一、平步青云的人大常务副委员长

成长环境

1929年田纪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田氏家族在当地是个大家庭，人多地少，生活并不富裕。田纪云的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曾当过“乡里正”（也就是“乡长”）；是个识书达理，为人正直，思想比较进步的人；因此，也非常重视对子孙们的教育。

田纪云的父亲田景韩，是家中长子；曾在济南读书，以后回到泰安教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田景韩和自己的弟弟就在家乡建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政治经历

十六岁入党的小八路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以及父辈们的熏陶，1941年秋天，年仅12岁的田纪云就参加了八路军。不久，他就到鲁西抗属工厂当童工。1943年6月，田纪云被保送到抗属学校学习。1945年3月，田纪云又被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同年5月，不到16岁的田纪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学校从事战勤工作；次年，不到18岁的田纪云担任冀鲁豫朝城县一区土改工作组组长兼区长。由于在土改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为了使他得到进一步深造；1947年初，田纪云被送到商业会计学校学习。当年年底，他就被分配到了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任总会计。18岁的田纪云，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于营长的干部了。1948年，田纪云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并担任第二野战军担架营营长。

后来，田纪云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成长经历：“……出身寒门、既无大学文凭又无政治背景，只是由一个‘土八路’成长起来的干部……”。

西南历练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田纪云被派往贵州，但任贵州省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机要秘书。此后，田纪云曾先后在“贵阳人民革命大学”、“贵州省财政干部训练班”担任班主任工作。1953年田纪云被调到贵州省财政厅工作，历任财政厅秘书科副科长、科长，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计划科科长、预算处处长，财政厅副厅长，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财金处副处长等职。1969年，田纪云入川，出任四川省革委会财贸经营管理组副组长。此后，历任四川省财政局副局长、局长，四川省财政厅厅长等职。

破格提拔

田纪云在四川的这段工作，受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赏识，认为他是个理财能手。1980年，在赵紫阳正准备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时，就力荐田纪云到中央工作。3月，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就通知田纪云，中央组织部决定要他下半年去中共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时间为一年。在这个学习班同时学习的，还有后来担任中纪委书记的尉健行、以及中共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谭绍文等人。学习班还没有结束，田纪云就获通知，他将出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将分管经济工作。这年，田纪云42岁。

平步青云

在担任副秘书长仅两年后，田纪云就被赵紫阳总理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在1985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田纪云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此后，田纪云连任两届国务院副总理，三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高层任职长达十八年。他在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连任。他还曾兼任全国绿化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主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2003年，74岁的田纪云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个人生活及家庭

田纪云與他的夫人李英华是在“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时认识的。李英华与田纪云同年参加抗日工作，并先于田纪云入校学习。在战争年代，抗日根据地有知识的女孩子不多，她显得很出类拔萃。用田纪云自己的话来说，李英华是他“风吹浪打不动摇，天涯海角不分离”的妻子。二人育有二子二女。

田纪云爱好打网球。曾获“丽珠得乐杯”网球邀请赛冠军、首届“保险杯”网球赛亚军、首届“天龙”杯网球联谊赛第三名、1992年“沙田杯赛”冠军等。此外，田纪云还曾当选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的名誉会长。　
田纪云还喜欢收藏书画作品，比如舒同在1982年给他写的字，黄胄在1984年给他画的画。中共元老、有“共和国红色掌柜”之称的陈云也曾给田纪云写过字，一幅是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另一幅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二、田纪云：我在国务院大院的记忆

我12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没有机会受正规高等教育，我又无政治背景，且长期在边远的地方工作，于我，中南海挺遥远的。但是，历史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

从秘书室到副总理，我在中南海红墙里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这十二年给我留下的记忆太多太深刻了，很多事使我终身难忘。在这里，我讲讲当年国务院机关的风气。

国务院办公厅在周总理的长期熏陶下，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不欺生，不排外，没有这帮那伙，同志关系比较融洽，能够很好的合作共事。在内部，包括行文，从总理到一般工作人员都以同志相称，从不叫官衔。我刚到国务院时，真是有点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不知东南西北。对于办公厅机构设置、工作运转、行文程序、各方面的关系等，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面对这种情况，我给自己立下三大任务：首先是尽快熟悉情况。我衷心感谢国务院办公厅特别是秘书局的同志们给予我的热情帮助。当时秘书局有一位副局长叫刘冰清(女同志，回族，她的爱人给华国锋同志当秘书，直到辞世)，她从周总理时代就在办公厅工作，几朝元老了，对国务院情况非常熟悉。她一有空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坐坐，同我聊天，介绍情况，有时也带我在大院转转，到各局处坐坐，让我熟悉情况，使我受益匪浅。

二是把好文件关。因为一到国务院就分管经济方面的工作，文件比较多。我的任务是控制数量，不能有半点差错。对于重要文件，我的办法是把有关负责人和撰稿人找在一起，集体作业，咬文嚼字，认真推敲。先后当过秘书局副局长的候颖、周锁洪、李树文、张克智、安成信等人，经常与我在一起抠文件。这种办法也使我向工作人员学到不少知识。八十年代国务院文件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三是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对此，在战争年代过来的我，有点优势，很容易做到。有段时间我的家属还没来北京，我与大家一起在大食堂吃饭，和大家一样排队买饭，唯一的特殊是秘书长们有个固定的饭桌，不要端着碗到处找位子。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与工作人员的距离。我很快结识了一大批工作人员，他们与我说古道今，谈天说地，这些，却帮助我很快进入角色，对我后来的工作帮助极大。

第二，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在我任副总理第一任期还兼任国务院秘书长和机关党组书记，是管干部的，但从来没有人到我这里来跑官要官的，我主持研究提拔了那么多局、部级干部，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吃过一顿饭，或者送点什么礼品，所谓“红包”，那时还没有这个名词。而且至今也没听说那时提起来的干部，有哪个因腐败而落马的。

第三，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务院机关是很节俭的。比如，从周总理时代就有一个规矩，在国务院会议室开会喝茶收费。八十年代初，与会人员喝一杯茶要放一毛钱，后来物价涨了，放两毛，喝白开水不收钱。有几年，上午开会到十八点时可以吃一顿饭，但要收八毛钱，喝酒一杯收四毛。国务院北门与院子不对称，一九八五年有人建议修一下，但基于节约的考虑，始终未下决心。一九八六年，秘书长们商量，把国务院常务会议室桌子换成了比较时尚的椭圆形会议桌，第一次使用时，赵紫阳就批评说，国务院不要带这个头。所以当时其它会议室没有再换会议桌。赵紫阳一贯倡导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为了制止公费请客，曾明确规定，公费请客只限“四菜一汤”。虽然执行中有阻力，未能坚持下去，但对当时不良风气起到一定遏制作用。他严格要求干部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在位期间，从未对自己的住宅、办公室大兴土木购置贵重高档用品，一切从俭，不浪费国家一分钱。

第四，领导外出，轻车简从，作风深入，求真务实。我在国务院副总理第一任期内，多次陪同国务院主要领导去外地调研，轻车简从，与陪同人员同坐一辆面包车，谈笑风生，边走边谈。经常途中停车，到群众家里、到工地现场、到车间班组看望群众，了解情况，获得第一手材料。所到各地，不清道，不戒严，不搞花架子，不搞假现场，不要地方当局事先导演。

在机关工作作风上，要求工作人员高度负责、一丝不苟，善于同各方面协商办事。国务院工作涉及到上下左右方方面面，协调任务很重。有些难度大、涉及面广的问题，往往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办法。比如有一次为解决好一个省大批下放人员安置问题，我根据总理的指示帯领有关人员去现场办公，参加省委会议，统一认识，研究可行办法，得到了妥善解决，并对当时存在类似问题的省市，提供了思路和解决的办法，起到了举一反三的作用。

在我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我仍念念不忘八十年代国务院机关的风气，不忘曾给予我真诚帮助的同志们。有时我自费与他们聚一聚，一起吃顿饭，聊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