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场多政治，官场多文学

王蒙（北京）
　

编者按：王蒙在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回顾了自己担任文化部部长期间的感受，追溯了一些作品酝酿成文的经过以及与文坛友人的交往。《中国当代报道网》率先选刊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幸亏我还有一个写作的身份，而且自己很看重这个身份。

一年我访问印度，一天晚餐后，由于总理瓦杰帕依的车队要在此时此地此路经过，交通处于严格管制之下，我们只好干等了一个小时才能动弹。后来我们原定的访问泰戈尔国际学院的计划也因近期该国总理将去视察而取消。

中国的官方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例如巨大的合影，最多时可达数千人，整个参加人民大会堂会议的全体人合照一张照片，分三次揿快门，再通过技术处理连结成一长卷照片。遇到拍摄这样的照片时，那些荣幸地襄此盛举的人，要提前两个多小时集合上车，到了地方，按图纸在梯形排排长条凳上站好，每个人只能露半个身子，略带倾斜地站成一排，如不倾斜站不下那么多人。这样的亲密接触使人如置身烤炉中。

比较危险的是最后一排，一是太高，二是后面没有挡头了，如立悬崖，脚一软或头一晕就会出事，为此安排了一个个年轻机敏的武警战士立在后面待命，照顾好照相者的安全。

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政治在相当程度上是盛况空前的政治，是人山人海的政治，是人民的政治:其规模，其气势，其热烈，其雄壮威武都是少有的。

说实话，不要说我们的社会风气与某些方面的体制被讥为“官本位”，就是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官员仍然是一个被人仰视的角色。能干成大事，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自己使劲就会带动一大批人使劲，自己消极就会带领一部分人消极。官员，不仅是你自己，而且是政权（一个有机环节），是社会，是比较感得到看得见的历史创造者。官员有高于一般国民的待遇，不在于表面的工资，更在于看不太明显的一些条件，例如出差，例如治病，例如宴请与被宴请。官员容易得到尊敬，一升官，你的一言一行一怒一笑都增加了内容与影响。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办事服务系统。如果讲公关，没有什么系统比官员系统更能运用一切公共关系，有办事、旅行、信息、医疗、研究、协调……的便利!没有这些便利与具有这些便利，是如何地不同!

官当然也有官的麻烦，许多会你必须参加。有时连续多少天会，我开始怀疑我的神经的坚持能力。许多事你必须表态和负责。许多话你必须说。你常常被妒被告被“参”乃至被诬，你会成为某些对立面的眼中钉。你必须把个人的自我的因素减少再减少，把螺丝钉、零件与部件的因素增加再增加。所有的个人因素，累了，不快，别扭，兴奋了或者没有在意，对于旁人是完全自然的与无可指责的，对于官员却是无用的藉口，是不可原谅的失误……

我曾经企图在任职期内做一两件影响全局的事，有些虽然开了头，但不算成功。一个是一九八八年开了全国的有主管文化工作的副省（市）长或副书记参加的文化工作会议。制定了艺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确了分类改革的方针，即分别哪些是国家重点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场的。这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有一次我在广东，忽听得说是报上登了，说是我们的艺术局长说了某些文艺团体只能“生死由之”（后该局长声明并无此话），一句话，轩然大波。还有一个青年艺术剧院，设立了艺术总监一职，事后受到严厉批评，说是艺术总监的称谓来自香港。这也使我不服，我说岂止艺术总监，国务院、总理、部长、书记、专员、董事长、经理等称谓哪个不是来自外国，如果要求绝对民族化，我们应改称宰相、尚书、府台、道台、掌柜的……

中央实验话剧院选拔新的团长，采取了“招标”方式，至今颇受争议，我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另一件事，是我一直希望建立国家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世界各国，包括号称不问文化事宜、连文化部都不设立的美国，都有国家奖。如普利策奖，就由总统颁发。日本的芥川文学奖，则由天皇颁发。另外像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列宁奖金、斯大林奖金体系，也很隆重。我认为建立全国性正规的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有助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我开了多次会，部里制定了一套方案，未克落实，搁置下来了。

我还有过一些双向的想法，一个是吸收更多的党员文艺家到党校短期学习，使他们了解更多的全局事业。同时，我建议研究选拔一些文艺家出任驻外文化参赞的可能性，因为我接触过许多国家的驻我文化官员，人家都是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而我们的人清一色的外语干部。现在这两方面的事都不无进展。

有一位学富五车的教授，我说的是金克木先生，他在一次小会上讲到（旧）中国的特色，他说那就是“官场无政治，文场无文学，情场无爱情，商场无平等竞争”。这话说得有点深不可测，我其后也没有得到机会进一步请教。商场不必多讲。文场就是如今所说的文坛，文场无文学，一针见血。变成了名利场、商场、官场、公关活动场、明枪暗箭发射场，还能有什么文学?而情场变成贩卖、炫耀、比试与发泄风流的杂技场，当然也就没有了真情。

我的有限见闻体会到的倒是有“文场多政治，官场多文学”之虞。那些年的文人谁不是政治神经绷得比弓弦还紧?而政治问题上讲感情深不深，讲甩石头、掺沙子、评《水浒》、鸡毛上天、蚂蚁啃骨头、神仙会、引蛇出洞、伊索寓言、东郭先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多么文学!

官场无政治的说法，也可能是指旧社会官员只顾个人升迁，人事沉浮，全不关心政纲政见政绩政声政治理念，对于同僚与上司的升降进退荣辱消长亲疏冷热行情特别敏感，甚至超过了对于民利民瘼民生民心的敏感。国人是很喜欢讲纲目之辨的，但是历史上与事实中不乏纲目颠倒的例子。这也应该叫异化吧?确有这样的人，只管升降，不管方针政策路线利害荣辱分寸潮流，这倒是值得特别警惕的。从人治到法治，有很多路要走。

有一位担任过领导工作的政协委员，曰:有三个三七开要明白，第一，个人努力与出现机遇;第二，个人能力资质与是否被承认;第三，为领导服务与为人民服务，都是三七开。前二者大多是事实，了解这一点有利于谦虚谨慎。第三句话，不太好听，更不准确，但有警示作用，有则注意改之，无则加勉。

幸亏我还有一个写作的身份，而且自己很看重这个身份，我从来没有忘记有言在先，我最多干三年，我从来没有忘记部长王某人是很容易取代的，换一个人，至少与王某各有长短，多半会更好；而作家王蒙，不论你对他的评价比较高或者比较低，他是不可替代的。一个作家可以远胜王某，比王某更深刻更勇敢更细腻更天才更浪漫或者更富有想像力，就是代替不了次一等的王某。作家互不代替，哪怕是一个极优秀的作家也取代不了另一个作家。